2003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严重的突发性呼吸道疾病（简称SARS）。这场传染病的确影响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作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就此我简单谈几点。
自从SARS在北京大规模爆发以来，如何防止和控制疫情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令人忧虑是这种传染病可能会在人多拥挤的公共场合中传播，所以政府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干净卫生的公共环境。居民小区中要求严格消毒，电梯、门把手和其它公共设备都被频繁地消毒；各小区出入口也都有保安站岗以控制陌生人的进入；城市中主要交通干道的公共汽车都采取措施避免人多拥挤并确保良好通风。
除了在城市和乡村中实施各种清洁措施，还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限制外来人口和车辆。北京市市政府决定暂停一些可能因人多而引起疾病传播的公共娱乐场所的营业，包括卡拉OK、网吧和电影院等；在一些商场中，营业员们在向顾客介绍商品时，不仅要求戴着口罩，还要长话短说；所有公众设施，特别是公厕、垃圾箱等，都要按时消毒。市教委要求所有大中小学校减少大规模集会；市内所有社区都采取了严格的消毒措施，同时市政府还组织了专门的消毒队伍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对在北京工作的农民工也采取相应措施如监控其身体状况，安排专车接送上下班等以确保其健康。
这些措施的确极为有效地改善了北京市的卫生状况。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SARS爆发的确冲击了中国的商务调查业。毕竟，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个新兴产业。正如英国新闻周报记者布鲁克.拉曼在《受雇侦探》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政府试图规范这个新兴产业，但该产业已陷入困境。不仅因为中国大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不高和警力不足，还因为政府禁止私人侦探社的建立，所以数以千计的公司以咨询顾问公司或法律服务等名称注册成立。这样他们就不必为难以注册登记而烦心了。”但对于中国普通百姓而言，调查业仍然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行事诡秘的行业。就这一新兴行业，普通人缺乏必要的了解，尚未形成一个明晰的概念。所以至今为止，大部分调查案件的客户来自海外。中国大陆的调查业的确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
由于中国政府对私人侦探业的明令禁止，所以在中国大陆，调查业只能提供如下服务：保险索赔、保险欺诈、员工雇佣前的背景调查和个人资料，为民事纠纷和伤害案件、公司资信和固定资产调查提供帮助等等。
在中国大陆，对调查人员的教育背景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但其中的一部分人仍然拥有大学学历。所以在这个国家中调查公司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几乎所有成功的调查人员都有在其它行业中从业的经历。一些人从事保险、经济、财会、商业信用或法律等相关行业若干年之后进入调查行业这一瞬息多变的领域中，也有很多调查人员在律师事务所、军队、政府审计机关或公安部门工作多年之后转入调查业（例如北京斯缔尔商务调查公司总裁杨海，他就是在做了十余年警察工作后才开始建立并经营斯缔尔的。目前斯缔尔已经成为在中国大陆经营比较规范，行业口碑较好的一家公司。）。这样调查人员就可以将其以往的工作经验用于调查事务中。在调查业中，雇主们都愿意选择兼具机动灵活、坚韧不拔和自信果断等特质的员工。
调查人员必须能够从容应对一切突发事件，善于与人周旋并且富有急智。善于操纵会面场合和灵活巧妙的问话方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调查业中并没有对调查人员设定明确的级别，只是简单地以增加收入或调查任务的难易程度来确定调查员是否取得进步。许多调查人员都是为调查公司工作一些年之后才开始创办自己的公司，拓展自己的事业的。但具有法人资格的调查服务机构会在安全或调查部门中提升其合法的调查员。
调查人员在法律、财经和个人事务方面协助律师、企业或普通大众。调查人员会在调查过程中使用各种方式并根据复杂多变的现象来确定事实。他们通过会面、调查、监视和研究等手段来完成报告，包括查询公开文件。为了进行一项调查，调查人员可能需要采取各种手段。但在北京今年的春夏之交，调查员却难以通过进入办公大楼或居民区等实地调查方式来查证个人就业或收入情况，只能打电话展开调查而不是和以往一样直接造访被调查对象。在SARS高发期间，北京许多机关、企业不得不让员工在家中办公或放长假，即使打电话调查通常也是无人接听。况且我们得承认通过电话调查取证很难获得接听电话者的必要信任，而这一点对得到正确的调查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在其它情况下，尤其是涉及寻人和背景资料调查研究案件，调查人员经常直接会见调查对象来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而由于SARS
爆发，调查人员只好取消会见而采取打电话方式。
一些调查人员在远离办公室的地点来执行监视任务或与被调查对象会见，而另一些则大部分时间呆在办公室中通过打电话或电脑操作来获取证据。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偏远地区，调查员会更多地采用实地调查这一手段，因为对他们而言，只有很小的办公室和简陋的办公用具，并没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可利用。案源的缺少也是长期困扰偏远地区调查员并且令他们感到沮丧的实际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调查业的发展尽管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