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曾经身为警察的他相信中国加入WTO会给他的调查公司带来奇迹。更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经商，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很多法律机构不提供的服务，比如：要核实他们商业合作伙伴的背景，保险索赔调查和商标侵权等。
但即使作为WAD的正式会员（证书就在办公室挂着），杨先生却极力避免“私人侦探”一词与他的业务联系起来。中国政府在1993年颁布有关法规禁止任何非官方组织进行私人侦探业务，只有国家部门有进行犯罪行为调查的权力。所以，杨先生为中国和外国公司提供“调查服务”。中国人在美国投了保险，然后回国进行保险欺诈，这样的业务也在杨先生经营的范围之内。
杨先生作为警察十年有余，十年的警察生涯锻炼了他并使他深刻理解了中国法律，这一切在9年前公司成立时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的他已经厌倦警察生活并且在北京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帮助下成立了自己的调查公司，同时也是这个法律事务所使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案子。一年后，杨先生所在警队的领导担心他的调查事业，劝他回到警队或者辞职。“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去辞掉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杨先生说。但是市场在召唤，于是他辞去了工作并在其他两位警察的帮助下成立了斯缔尔商务调查中心。
调查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很快，但很少有人去公开地宣传自己，杨海先生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位，他们公司甚至有自己的网站。很多人会针对某些潜在的客户群在当地的报纸上做宣传，比如：妇女的伴侣不忠诚等这样的客户。中国的经济改革使大量的中层阶级相应产生，他们中的很多男性经常出差，而这些男性的道德给了调查公司大量的业务机会。
二零零一年，中国的婚姻法做了修改，如果丈夫的行为引起离婚，妇女被允许起诉她的丈夫。很多律师事务所的广告也宣称他们擅长“婚姻调查”，中国官方媒体经常将此种调查描绘成暗箱操作。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们也许有这样的观点：我有从事这种工作的法律知识，所以我可以作为调查员去进行婚姻案子的调查。一个不让说出自己名字的人告诉我们：二零零一年，在他成立自己的机构以前，他将自己比做私人企业主，并说那时的他们就像在走私毒品。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新的司法解释对调查行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新的规定：在民事起诉中，私自录音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法律专家认为这将适用于私人侦探在公开场合对他们的目标或者在允许的情况下对居民的录音、照片和录像等证据的收集。“这给私人侦探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北京人民大学的何家宏说，他估计在过去的十年里，已有几百个这样的机构成立。
外国的调查公司也在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侵权、商标冒用和资信调查服务。但是他们在注册时也避免使用“私人调查员”，而是用“市场调查”或者“咨询”命名。不过政府部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意识到在中国成立这样的公司也意味着保护企业的商业利益。“完全限制私人侦探的发展也是不合理的”，何先生说，“国家不可能顾及如此多的事情”。
国家政府部门也害怕失去自己保护人民的权力，少数则希望政府尽快同意随时将这项任务给私人侦探，这样就会促使普通市民去发现更多不合理的现象。很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往往与政府及政党官员有牵连。在处理一些犯罪案件时，给市民这样的权利去收集证据会削弱国家政党左右国家法律的力量。杨先生经营自己的“调查业务”，并强烈建议中国其它敢于称自己为私人侦探的企业：不要称自己为私人侦探，否则，调查业务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可能还要延长几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