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会面

南希.巴卜

　　现在我开始了解了鲍勃、我与杨海、徐家力的会见，我们仅仅是通过在办公室发了三、四个电子邮件而确定的。目前我们约定一个会面是如此的快速和简单，这也反映出十多年前因特网的发明带来的巨大变化。当我们从自身的文化意识中去领会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知道并接受这种变化，因为这同样反映了巨大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让我弄清楚的第一件事是杨海是来自中国的客人，而他却支付了帐单。杨海坚持这是没商量的，现在呢鲍勃和我就如同被邀请到北京然后又回来了一样。从吉隆坡到北京只有大约2个小时的行程，就好像是隔壁邻居一样，GIN会员，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到北京去呢？如果鲍勃和我一起去的话，午餐就该由我们支付了。

　　当我第一次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GIN会议时，我感受到的最大挫折就是语言的不同。杨海和徐家力非常的好，他们带了翻译。徐家力的英文比我们有些生活在美国的人都讲的好。他告诉我们他是在法律学校学习时学的英文。许多中国人都是在大学的时候学习英文。他个人的意见是学好英文的捷径是：一个讲中文而想学英文的人和一个讲英文而想学中文的人在一起就能进步得非常快。另外，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有许多种方言，在中国最主要的两种语言是官方语言（普通话）和广东话。这很难想象美国学生会试图选择学习普通话或者是广东话。

　　这是杨海第一次来美国，在他参观了旧金山之后，他还会去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在旧金山停留的几天中，他对美国已经有一个初始印象。他观察到我们的生活似乎很现代，他也同样感觉到中国的生活质量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他并不是第一个观察到的这一现象的人。我们到底会将一个工业化社会替换成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疑问。很多美国GIN会员都参加了在芝加哥召开的会议，也了解到欧洲人享受着长长的夏季假期，这似乎是对我们的生活放慢了步伐。

　　也许了解的今日中国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在讨论的呼吸瞬间，中国与世界的变化一样也是动态的、变化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我们与任何一个我们经验之外的国家接触时要去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开展业务的，我们不能以个人的文化标准来评判另一个国家。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整体系统都建立在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控制的经济基础上，这里没有发展商业经济的阶层来支持市场，有着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以及对商务经验的缺乏，这与西方的理解是相同的。

　　当中国加入全球化世界市场后，我们应该将他们的历史记在脑海中。这里没有集中的电脑数据库来提供公司和个人信息，大部分商业公司都集中在大中型城市或地区。在美国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信息资源在其他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尤其是中国，并且仍然保持由政府严格控制信息。公开记录不存在，也没有集中的记录系统为公司提供信息。民事诉讼的概念也是不存在的。

　　去年的GIN会议中，我们从Pawan Ahluwalia描述印度的调查业务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与中国是一样的。为了获取信息，就悄悄地接近一个调查员建立并保存他/她的联系方式。杨海是中国唯一被授权开展业务的调查员，他以前是个警察，现在被认定从事他的调查业务。这样一个事实已经表明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了我们一个从事调查业务有障碍的提示，如同我们在美国以一般的体验和关系来决定调查，并且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像我们以前所看到过的一样。当我们接受国际调查时我们会告诉委托人这份报告中那些问题是他们所能得到的以及那些内容是他们所不能得到的。

　　美好的前景在我脑海中，西方世界也同样在改变。由于正在实施的隐私法风波，美国调查员正面临着信息资源的流失，这种改变是由已出现的公平信誉报告法案造成的。在欧洲，调查员也同样面临数据保护法案的约束。在我们与杨海和徐家力讨论中，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不久美国和欧洲调查员可能会发现他们在本国内从事调查业务会如同在中国和印度一样。看来我们彼此应该多多相互学习。

　　最后，我们都对一件事深有同感。杨海问鲍勃和我是否见过James Brewer，我们面带微笑，对于这个名字两种语言汇成了一句话：“GIN是最好的，James是非常不错的人，是他把我们都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