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影友们经历两天的业余活动，在车站等待近四个小时，登上回家的列车。在硬卧车厢安顿好行李，抬头见两位老者匆匆走到跟前，望着上铺自言道，七十了睡那么高？我问，您是上铺？其中一位老者道，买票晚啦，只买到上铺，真是的。我心里沉一下，完啦，我可能要让位给他。老者对同行者说，你到列车长那补软卧试一下，说完坐在过道坐椅上。

        我和面前的老者开始闲聊。他今年七十岁了，在矿山工作，是高级工程师，去沈阳出差。那个看上去年长的老者实际比他年岁还小。坐在我身边的老者是八十年代初应煤炭部调令，从东北调到山西大同支援露天煤矿的技术人员。

        我问，您当初来大同也应该有四十多岁了，是全家来的吗？他说，当时是全家来这里，有两个孩子，也都在大同落户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四十多岁已经定型了，人生的社会结构已经稳定，突然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很痛苦，开始的时候没有一点归属感，不过慢慢也就习惯起来。他面部有些抽搐，随后说，生活习惯了，那是经历了二十年时间，可现在的社会真是不好习惯，我们是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骨灰要埋在大同了，可这儿不是我的家。

        我当然明白他说的“家”的涵义——那是对故乡的怀念，对价值观的困惑，还有对自己境遇的遗憾。